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國際 ISSN:1006-5199

國內刊號:11-3591/A

創刊時間:1995年

出刊周期:月刊

期刊開本:大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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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久雨: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特點及規律

【內容提要】五四運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分散傳播走向聚合傳播、由局部傳播轉向整體傳播、由小眾學說轉向主導理論的關鍵時間節點。縱觀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交織互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理論的生成邏輯相承接、馬克思主義與救亡圖存的實踐主題相銜接、馬克思主義與人民群眾的期盼向往相契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發展邏輯相貼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道路的歷史演化相對接。由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生成了思想內生規律、實踐指向規律、人民主體規律、文化發展規律與道路演化規律等。五大規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成就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有效傳播。正是這種有效傳播推動了中國革命道路的蛻變與更新,為最終實現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創造了前提條件。在新時代,只有認識、把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基本規律,使作為客體的思想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有著更為緊密的精神聯結,中國實踐才能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走向現代化的新高度。

【關鍵詞】五四運動 馬克思主義 新文化運動 十月革命

作者簡介:項久雨(1964- ),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南政法大學、長江大學講座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湖北武漢 430072)。

    揆諸近現代歷史,五四運動猶如一座恒久的精神橋梁橫亙于中華民族走向獨立與中國人民走向解放的路途之中。100年來,五四運動的歷史現場雖已遠去,但其所內含的精神特質與其所指明的嶄新方向已成為內嵌于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價值共識。在新時代,五四運動中所蘊藏的巨大能量正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從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互動來看,百年前的愛國民主運動使得馬克思主義以較為完整的面貌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出場,并且馬克思主義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之下逐步為一些先進的中國人所接受,不僅為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供了條件,還成為中國道路的指導思想以及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指南。進而言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并與中國革命實踐不斷內在融合的歷程,正是中國革命道路走向自主、走向自覺、走向勝利的歷程。從現實邏輯來看,時下馬克思主義在走向大眾的過程中面臨著許多隔閡、誤解甚至是偏見,如馬克思主義“教條說”“遠離生活說”“與自身無關說”“說教空洞說”等錯誤觀點不絕于耳。在一定程度上,這些誤解與偏見的產生是由于傳播主體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未能遵循傳播的基本規律所導致的。基于此,通過對于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特點與規律的審視,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與把握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方向與進路。

    一、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背景

早在十九世紀末,馬克思的生平與學說就以摘編、簡要介紹的方式呈現在國人的面前,其最早傳入應是1899年《萬國公報》第121卷上刊載的李提摩太翻譯的《大同學》。但客觀地講,在傳播之初,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相對較小。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未能全面呈現,救亡圖存的探索還未找到正確方向等主客觀因素有關。正如毛澤東所言:“以前有人如梁啟超、朱執信,也曾提過一下馬克思主義……不過以前在中國并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頁。〗事實上,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是一個論題的兩個方面,前者從實踐上證明了工人群眾的巨大力量并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到來,后者從理論上揭示了在中國依靠人民群眾力量進行救亡圖存的必要性與必然性。那么,我們不禁思索,為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會產生這樣的協奏效應?究竟是什么樣的主客觀條件使得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成為影響中國近現代史走向的關鍵事件?

    實際上,在此之前,一些先進的中國人歷經數十年的救亡探索以失敗落寞告終,對挽救民族危亡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這一反思是建立在慘痛代價上的,一份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一次次抵御外侮的失敗、一幕幕西強我弱的場景,都戳中了中國人心中的痛處。不論是以自救為基本導向的洋務運動,還是以改良為基本導向的維新變法運動,還是以民主革命為基本導向的辛亥革命,都沒有辦法“根治”中國社會面臨的頑疾,都具有不徹底性。可見,一些先進的中國人不是沒有抗爭,但未能在真正意義上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中國的社會也就一天天陷入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階級的雙重壓迫之中。

  當“器物”與“制度”的求索宣告破產之后,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啟了從文化上突圍現實困局的道路,由此新文化運動便登上歷史舞臺。以民主與科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激勵了無數知識分子爭鳴中國發展的問題。一時之間,新文化運動力求改變中國社會中的倫理道德風氣,但也存在著某些全盤否定傳統價值觀念與思想文化的偏激傾向。

    俄國十月革命展現理論曙光,以實踐的現實影響折射理論的現實意義。曾幾何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方案與民主思想占據了價值的制高點,中國的有識之士為此奔走呼號。然而,辛亥革命實踐的失利使資產階級的民主神話“走下神壇”,與此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深層次地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實際處于危機四伏之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正是在十月革命的現實印證下,得到了全世界更為廣泛的關注,這其中便包括中國。孫中山深感十月革命帶來的現實力量,以南方國會與中國革命黨的名義致電列寧,說道:“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抱有同樣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建立以承認俄、中兩國偉大無產階級共同利益為基礎的持久和平。”〖〗《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0-381頁。〖他對社會主義在俄國的實踐倍感振奮,認為:“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在俄國存在八個月之久,這個事實給了東方人民以希望,一個類似的新的制度一定會在東方建立起來。”〗《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1頁。〖〗對于中國人而言,十月革命所帶來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毛澤東對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之間的關系作了闡釋:“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發生的。十月革命對世界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影響是很大的。”〖《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3頁。〗

    正是在這些條件的作用下,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實現了轉變,正如毛澤東所言:“七十多年馬克思主義走得那樣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這樣快。因為它走得這樣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運動以后,很快就曉得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勢力的口號。”〖《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頁。〗由此,在這些背景條件的預備下,在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利與北洋政府腐敗不作為的直接驅動下,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爆發了。伴隨著五四運動正義力量的彰顯與釋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進程也相應加快。

    二、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基本特點

    五四運動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其基本特點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實現了由碎片傳播走向聚合傳播、由局部傳播轉向整體傳播、由小眾學說轉向主導理論的關鍵轉向。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碎片傳播走向聚合傳播,由局部傳播走向整體傳播。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初,其傳播速度較為緩慢,理論內容呈現較為碎片化,也僅限于在少數刊物雜志中簡要介紹。馬克思的學說在改良派、革命派等不同派別知識分子的論著、文章中以片段、觀點介紹等方式呈現出來,但大都只針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某一方面或某些片段進行簡要介紹。在五四運動以后,由于實踐力量與理論力量的雙重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加快了傳播的步伐。1920年,張東蓀、梁啟超成立的共學社出版了馬克思研究叢書,其中包括柯祖基著的《資本論解說》《文化史上底馬克思》等九本書,其在《時事新報》上刊載的廣告寫道:“馬克思的學說。在近代思想界占很重要的位置。現在更是他發展的時代。凡是留心世界思潮的人。都應該研究的。但是此項材料。我國尚少輸入。”〖呂延勤主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料長編:1917-1927》,武漢:長江出版社,2016年,第240-241頁。〗19208月,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出版發行,在此之前僅有零星碎片式的《宣言》翻譯文本,這是首次出版完整的《宣言》中譯本。毛澤東提及“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79年,第131頁。〗三本書之一的克卡樸(即柯卡普)《社會主義史》,該書譯者李季在自序中寫道:“我國自‘五四’運動以來,新思潮震蕩全國,真有‘一日千里’之勢。近一年來新出版的報章雜志有好幾百種,都競談世界各文明國的新學說,而社會主義尤為談論的焦點,并且很受社會上的歡迎。”〖〔英〕克卡樸:《社會主義史》,李季譯,上海:新青年社,1920年,“自序”第1頁。〗而在社會主義思潮流派中,“尤以馬克思學說為最流行”〖呂延勤主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料長編:1917-1927》,武漢:長江出版社,2016年,第410頁。〗。誠然,我們也應注意到,當時的部分研究者對于馬克思學說存在著一定的誤讀,但馬克思主義已經越來越多地為一些先進的中國人所熟知都是不爭的事實。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由小眾學說轉為主導理論,并與中國文化、中國實踐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正如毛澤東所言:“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7頁。〗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文化的性質在馬克思主義的內在作用下,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即從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轉變為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與此同時,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一大批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與現實力量的感召下,自覺地轉向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營。1920331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該研究會“以研究關于馬克斯派的著述為目的”〖〗《發起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啟事》,《北京大學日刊》19211117日。〖〗,鄧中夏、黃日葵等人均是該研究會的成員。據羅章龍回憶稱:“在五四運動時期,在反對舊道德、舊文化、舊思想和反帝反軍閥的萬丈光芒中,還閃耀出一道燦爛的紅光普照神州大地,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410頁。〗

    五四運動后,包括上海、北京、長沙在內,各地紛紛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等組織,這些組織通過創辦報刊、舉辦補習學校等方式,肩負起向工人與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職責。1922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中明確寫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歷史是很短的,至今不過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為受了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和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他面因為先驅者的努力宣傳,竟使馬克思主義能在最短期間發達起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日益增加起來。”〖《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0頁。〗以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等人為代表,五四運動期間一大批知識分子實現了思想轉向,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與干部基礎。正因為如此,“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700頁。〗。可見,在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越來越深地扎根于中國人民、中國文化與中國實踐當中。

    三、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基本規律

    五四運動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影響是開創性、根本性的。正是由于五四運動的有力推動,中國實踐才能煥發出新的生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才得以更加深入地傳播。基于此,本文探討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基本規律主要有三個著眼點:其一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體性需要,即支撐“主義”傳播的內生性條件;其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在五四運動之后所發生的轉變,即“主義”與哪些因素的共生融合使其得以廣泛傳播;其三是五四運動中“主義”與“運動”的交織互動,特別是五四運動本身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啟示。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基本規律實際上是由一整套規律體系構成的,涵蓋了包括思想內生規律、實踐指向規律、人民主體規律、文化發展規律與道路演化規律在內的五大基本規律。正是這個規律體系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進程,進而助力了中國革命道路的生成與發展。

1.思想內生規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理論的生成邏輯相承接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曾鞭辟入里地揭示了在徹底的思想理論指引之下,人便會在精神上實現覺醒,并進而為實現人的解放創造條件,即“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這就是說,思想理論的內生性力量可以如同閃電一般喚起人們的精神覺醒,進而掌握群眾,而“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811頁。〗。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歷史進程中,這一點在實踐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證。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性與徹底性是其得以在中國傳播的根本性條件。在五四運動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神秘面紗被揭開,傳播內容由碎片化的思想片段到愈發完整的理論全貌,這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整個體系得以呈現在一些先進中國人的面前。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系統的、完備的、成體系化的。正如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開篇中就指出,“馬克思的書卷帙浩繁,學理深晦”,他在該書中較為完整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三大組成部分,更為關鍵的是,他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完全自成一個有機的有系統的組織,都有不能分離不容割裂的關系”〖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號。〗。這里就反映出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已經意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內在的系統性與完整性,意識到了整體性理論中所蘊藏的巨大力量。進一步說,這樣一種洞察過去、現在與將來的理論對于一些先進的中國人而言有著莫大的吸引力,對基于理論來分析現實、展望未來提供了有力支撐。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徹底的,有著極強的生命力。陳獨秀對于部分反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所呈現出的無知謬誤給予回應,指出,“反駁馬克思學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學問貧乏的中國,無論能夠贊成馬克思學說的,或是能夠反駁馬克思學說的,都算是可貴”〖《陳獨秀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5-156頁。〗。但是當時諸多反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本身并未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真要義,甚至連基本的理論都沒有弄懂,在批駁中反而鬧了笑話,真是如同陳獨秀所言浪費了書版。誠然,馬克思主義因其基本理論的徹底性,所以能夠在與形形色色社會思潮的爭鳴當中站穩腳跟,而不會被駁倒,其內生的思想力量為其在中國傳播打下了基礎。

     近代以來,中國理論一直面臨著“依附”困境,即中國理論的自主建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自主性、解釋性、代表性、引領性的缺位,使得中國理論的建構步履維艱。這種缺位與困境集中表現為,中國理論界奉他者理論為圭臬,力圖全盤照搬他者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又或者將傳統理論不加揚棄地接納,力圖以祖宗之法來解決中國問題。但歷史告訴我們,這些與現代化中國道路發展不相適應的理論訴求,最終都將走向幻滅。由此可見,現代化背景下中國理論的歷史生成,要求理論自主建構、理論解釋有力、利益代表廣泛、引領道路發展。而不論是將理論全盤西化或是繼續因循守舊,都不能適應中國理論的這些需要,反而會阻滯中國理論的發展。正是在中國理論發展陷入泥沼之際,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與傳播給中國理論的內生發展帶來了希望。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出場順應了中國理論自主建構的歷史需要。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五四運動之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為廣泛的傳播從來都不是以他者的面孔來面向受眾的。這是由于,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有著消融一般意義上他者隔閡的理論徹底性;另一方面,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注重將其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使之扎根于中國土壤,并使之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深深融合在一起。這一點在當時的知識分子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證,李大釗在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的演講中呼吁聽眾去研究馬克思的學說,并且“將來把研究的結果發表出來,指導社會,這是我最盼望的”〖《李大釗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9頁。〗。可以看到,五四運動之后,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以更加自覺的姿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適應了中國理論的發展需要。例如,李大釗從經濟方面來闡釋近代中國思想變動的原因,他指出,傳統的禮教、大家族制度隨著經濟的發展已經與中國社會不相適應了,強調“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2號。〗。

    基于此,我們不難得出,馬克思主義嵌入到中國理論的生成邏輯當中,并且激活了中國理論的自主性,使得中國理論以嶄新的面貌來面向中國現實。基于五四運動的現實進程,我們發現,正是這樣一種理論才能對中國現實具有徹底的解釋力,才能代表最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與愿望,才能最終引領中國向前發展。

     2.實踐指向規律:馬克思主義與救亡圖存的實踐主題相銜接

     救亡圖存是內嵌于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先行者的探索由器物、制度再到文化,在一次次失敗中苦苦找尋真正能夠挽救民族危亡的治本之策。從理論轉化為實踐的內在邏輯來看,一種思想理論要想植根于一片跨空間、跨文化的土壤之上,除了理論本身要具有徹底性的解釋力之外,還必須要與特定國家、民族的實踐主題高度契合。這種契合必須是高層次的,低層次的契合只可能符合少部分人的利益或需要,亦即不可能滿足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整體需要。從根本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正是適應了近代以來中國救亡圖存實踐主旋律的需要,才能與中國革命實踐達成高度的共鳴與契合,進而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廣泛傳播創造條件。

實踐主題與思想理論的對接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現實互動來看,二者之間的有機對接是內在性因素與外在性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般而言,倘若一種理論難以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未能與實踐主題高度契合,從很大程度上說正是因為這些因素相互之間對接失敗的結果。與其他理論相區別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成功實現了上述諸要素對接,而將這些因素進行合成的關鍵轉折就是五四運動。陳獨秀認為,相比較于以往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更加彰顯出直接行動與犧牲精神〖參見《陳獨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頁。〗兩大特點。的確,不論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6頁。〗,還是陳獨秀所說的直接行動與犧牲精神,都不約而同地反映出了五四運動所帶來的根本性影響,而這些精神就是救亡圖存時代主題在主體身上的內化展現,并經由主體的直接行動轉化為改變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力量。

    進而言之,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對接中,諸多復雜因素交織繁雜、互動碰撞,使得馬克思主義不斷扎根于中國大地,不斷適應革命實踐的內在需要。內生性與外在性因素的碰撞,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傳播。我們知道,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半程,馬克思主義并未成為諸多思潮中的主流。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后半程,馬克思主義逐步成為中國革命實踐的思想指南。毫無疑問,推動其廣泛傳播的內在性因素是思想本身的徹底魅力以及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正如陳獨秀所認為的,還應將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擴展到其他領域當中,如軍事、產業、政治等領域〖參見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5號。〗。這里就點明了當時知識分子對于救亡圖存的熱切希望,力圖通過思想的轉變來進行社會變革,進而挽救民族危亡,而馬克思主義高度適應了這樣的革命實踐需要。外在性因素指的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深刻影響、諸多社會思潮救國方案的無力感等。正如李大釗對于十月革命的評價一樣:“但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號。〗除此之外,當時社會政治現實的黑暗局面、巴黎和會上的喪權辱國打破對“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等因素也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力的強勁,以及其他思潮或理論與中國現實的疏離感。曾經一度高度評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李大釗,在見證黑暗的社會現實與毫無效力的民元約法之后痛斥道:“可憐中國人呵!你那里還有《約法》!那里還有自由!”〖《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8頁。〗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中國人民對于帝國主義的認識到了五四運動之后才由感性轉變為理性,才真正意識到“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9頁。〗。黑暗的社會現實為徹底的理論所洞察了,阻滯社會發展的本質因素被徹底的理論所揭示了,時代的主題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實現了內在的呼應,凡此種種,都不約而同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歷史進程。

    有鑒于此,“主義”與“問題”在革命實踐的基礎上得到了真正的統一。正如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系。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我們知道,凡真問題者無疑都是從實踐主題中挖掘而出的,“主義”是解決問題所不可或缺的指導性綱領,亦即“主義”的最終落腳點同樣是實踐。因而,“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50頁。〗。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歷程正是“主義”與“問題”互動融合的有力證明,在此基礎上,二者聚合成推動中國革命正確前進的力量。3.人民主體規律:馬克思主義與人民群眾的內心期盼相契合

    從主體的角度來看,作為客體的思想理論必須要與作為主體的人進行各種形式的互動,這些互動可能是長期的也可能是短期的,可能是有力的也可能是無力的。而一種思想理論的傳播是否有效,無疑要考量接受主體本身的需要。這就說明,即便特定理論本身再徹底、再系統,如果不能為主體所接受并且不能被主體轉化為現實的行動,那么這個理論也是沒有現實效力的,也就只可能停留于解釋世界的階段,而不能真正改變世界。回歸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歷史進程來看,在五四運動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與廣大人民群眾內心期盼的契合度愈發提升,亦即理論與主體內在需要的對接程度得到大幅提升。基于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才能獲得最為廣泛的主體認同,為思想轉化為主體改變世界的實踐行動做好準備。

    的確,我們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演化邏輯來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中國人民渴求解放的歷史進程是一致的。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滿足的不是少部分人的需要,不是契合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是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吻合,這正是其本身能夠與主體進行有效對接的關鍵所在。特別是在五四運動之后,工人階級與廣大人民群眾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展現出磅礴的力量,與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相適應的馬克思主義就愈發顯示出其本身與主體利益需要的高度契合。陳獨秀基于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提出“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的論斷,亦即運用群眾觀來分析當時中國的問題。與此同時,他還將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的觀點運用到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中,指出:“世界勞動者的覺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現在歐美各國勞動者底覺悟,已經是第二步;東方各國像日本和中國勞動者底覺悟,還不過第一步。”〖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的演說》,《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號。〗這就是說,中國勞動人民的覺悟仍然停留于要求待遇,也就是經濟斗爭之上,還未深入到政治斗爭這一更高層次的斗爭當中。這充分表明了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超越地域空間之上的對于中國社會現實的解釋力,特別是理論與主體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亦即馬克思主義反映了主體的需要,洞察了主體的現實處境,并且基于唯物史觀基礎之上,科學描摹了主體在未來覺悟之后的應然生活狀態與發展狀態。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中,陳獨秀刊文反思了中國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所取得的教訓,認為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革命的新方向,“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陳獨秀:《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新青年》1924年第4期。〗。因此,一個代表著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階級,一個長期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一個具有普遍性質的階級,在其自身得到徹底的理論指導之后,便會展示出非同一般的力量。

    從主體本身來看,在當時中國社會飽受奴役與侵略的境遇之下,作為主體的人民具有樸素的、本能的對于安定生活的向往。因而,主體也會自發地去尋找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與方法,也會用不同方式去勾勒自身心目中的安定生活圖景。但真正的問題在于,很多解決方案未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很多圖景往往只能流于空想或幻想。但是,自從五四運動之后,它所揭示出的階級能動性以及生活自主性的客觀現實,使得主體會自發或能動地去擁抱與運動本質高度一致的理論。正如毛澤東所言:“五四運動是群眾發動的,是群眾的隊伍在街上公開反對自己的敵人。”〖《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9頁。〗或許在很大程度上參加五四運動的覺悟工人還沒有被徹底的理論所武裝,但是主體離被理論所武裝已經不遠了,隨后的中國歷史便證明了這一點。由此可見,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本身有著與人民大眾利益的高度契合性;另一方面是人民群眾在運動中已經產生了吸收與接受理論的萌芽,形成了能動地去擁抱理論并運用理論的前提條件。

4.文化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發展邏輯相貼合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新文化與舊文化之間的張力與矛盾關系得到了充分的顯現。面對文化現代化轉型的迫切需要,面對挽救民族危亡的現實要求,傳統文化的轉型成為擺在先進知識分子面前的現實抉擇。正如孫中山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看到的思想文化欣欣向榮的景象時所認為的“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孫中山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00頁。〗。誠然,文化應當如何發展,基于不同利益考量與思想立場的知識分子,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主張“全盤西化”者有之,主張“復古守舊”者亦有之,但很顯然,這些理論主張都未能徹底解決中國文化走向的問題。從今天的視角回溯過往,我們發現,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推動中國文化轉型發展的指導性綱領轉變為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才得以徹底解放與弘揚,其中所包含的落后、保守成分得以剔除,其中所蘊含的積極、合理成分得以保留,經過揚棄之后,傳統文化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與創造力,逐步與中國近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相對接、與中國實踐需要相聯結。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初期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陳獨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0頁。〗,即唯有國人實現倫理上、文化上的覺悟,才有可能改變民族的前途與命運。但是,我們看到,當時的國人還未意識到徹底達成這種覺悟所需要的思想條件,比方說陳獨秀認為,與共和立憲政體相適應的獨立平等自由原則是在倫理層面上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的確,陳獨秀的這些觀點代表了當時中國新的思想觀念,在一定意義上雖具有進步性,但這種與階級屬性相關聯的自由平等最終落腳到現實,只能是少數人的自由平等,大多數人民群眾是不可能真正享有自由與平等的。但在五四運動之后,陳獨秀在談及婦女問題與社會主義時,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是解決婦女問題的最佳方法,社會主義可以使婦女從傳統倫理信條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獲得獨立人格,他指出:“我們所講的倫理,不是犧牲弱者以助強者,就是幫助弱者抵抗強者。后者就是社會主義……除了社會主義,更沒有別的方法。”〖《陳獨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7頁。〗從陳獨秀對倫理、文化指導性綱領認識的轉變中,我們可以看到,先進的中國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看到了實現文化徹底轉型的曙光,窺見了從思想文化層面根本改變國人倫理面貌、文化面貌的可能。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文化的呈現形態發生了轉變,由舊民主主義性質轉變為新民主主義性質,而這種轉變與馬克思主義在其中所發揮的根本性作用是分不開的。毛澤東闡釋了五四前后新文化運動的兩種本質上不同的形態,一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即占主導地位的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而在五四運動之后,新文化的形態轉變為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其中起著領導作用的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頁。〗。這就是說,作為與革命實踐緊密關聯的文化形態,本質上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有著迫切的需要,而舊有的文化形態是無法適應革命實踐需要的。倘若依照舊有的文化發展道路走下去,中國文化便不可能在當時社會衰朽的條件之下得以繼續發展。因此,在文化意義上,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廣泛傳播,就是由于其與中國文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呈現形態相吻合所緊密關聯的。

    除此之外,我們發現,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許多觀點、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這也是其能在中國廣泛傳播并且與中國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原因。梁啟超曾就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所提及的“貧民無祖國”的觀念進行了分析,雖然他認為這句話是否符合真理仍有待商榷,但他強調這句話“是世界大同觀念一部分的發現,無論何人,總該承認哩”〖《梁啟超游記》,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223頁。〗。這里他便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內在關聯上來審視與看待馬克思主義,即便梁啟超對于馬克思的許多觀點并不贊同,但他仍然在一定意義上發現了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從這個意義上看,雖然馬克思主義是基于西方的經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但由于其洞察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由于其本身所蘊藏的跨越空間與時間的解釋力,使其能夠與地處東方的中國產生文化理念上的共鳴。而且,這些共鳴體現在文化中的各個方面,正是由于這樣的共鳴性,使得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得以消融一般理論可能遇到的他者的隔閡,以價值理念、文化理念上的對接與先進中國人進行深度的互動,并且與中國文化的轉型形成了共振。

    由此可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中國價值之間便有著深層次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一方面,由于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徹底解放的指導意義與作用,使傳統文化得以徹底解放,二者在深度融合的歷史進程中共同服務于中國革命實踐的推進。另一方面,文化的核心是價值,由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價值之間有著深度的契合性,使馬克思主義不再以他者的面貌出場,而是以中國化大眾化的面貌面向中國受眾。

5.道路演化規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道路的歷史生成相對接

    對困頓于社會衰朽境況的近代中國而言,道路的抉擇關乎民族國家的興衰存亡。也正是如此,許多思想上先行的中國人力圖通過引進所謂西方先進的道路模式來力挽狂瀾,但歷史發展最終證實了這些道路難以適應中國內在社會結構的根本性需要,難以支撐起中國歷經五千年發展之后走向現代化的重擔。因而這些道路選擇只能湮沒在歷史的時空中轉瞬即逝,雖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但沒有從根本上對中國道路的建構起到實質性的作用。這就是說,這些道路選擇不論外殼多么精致,不論道路的價值說起來多么動聽,但都未能徹底解決中國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在某種歷史時機可以參加革命戰爭,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經濟上的缺乏獨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徹底勝利的道路。”〖《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3頁。〗這就是說,回溯歷史演進的脈絡,只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只有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正確結合的情況之下,中國的革命道路才能走向徹底的勝利。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道路歷史性生成的可能性得以顯現,那就是只有充分調動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只有真正契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中國道路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建構起來。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言:“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頁。〗這句話所包含的為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謀利益、謀福祉的原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自主建構起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中得到了最生動的體現。眾所周知,五四運動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這種力量的源泉便是工人階級以及人民群眾,一種代表未來發展趨勢與方向的道路選擇必然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必然要由符合這一發展趨向的階級來領導。正如毛澤東所言:“五四運動時中國無產階級開始有了覺悟,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五四運動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啟迪與影響,后者給徘徊于黑暗之中的先進中國人帶來了希望的火種,展示了社會主義的旺盛生命力以及無產階級的強大力量。我們看到,“五四運動是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帶著自發的性質。但是這種自發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覺醒,許多人贊成十月革命,贊成列寧的革命”。至此之后,中國人奏響了思想與精神上真正覺醒的序曲,如同毛澤東所說:“五四運動的的確確給第一次大革命準備了輿論,準備了人心,準備了思想,準備了干部。”〖《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3404251-252頁。〗

    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原則、基本思想、基本立場、基本方法對于中國道路的自主建構起到了內生性的作用,在推動中國革命道路演化的進程中,同時也實現了自身的廣泛傳播,并且與中國道路的歷史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一同高頻共振。鄧小平指出:“在長期斗爭中,中國人民是英勇的,但因為找不到一條正確的道路,結果站起來又被敵人壓下去。五四運動才給中國開辟了一條新民主主義的道路。這條道路是從五四運動開始,而又以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其標志,不能設想沒有一個代表中國人民——首先是代表中國勞動人民利益的、堅決的、革命的政黨,可以把中國的革命引向勝利。”〖《鄧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8頁。〗正如鄧小平所言,五四運動之于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條道路的發生和發展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同時,道路的演化也不斷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與中國道路的歷史生成和演化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共生型關系,這同時說明,如果中國道路的發展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便會走向歧途,并且如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脫離了中國道路的現實境況與發展需要就不可能真正扎根中國大地。

    四、余論

    從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雙重互動來看,后者主要形成了思想內生規律、實踐指向規律、人民主體規律、文化發展規律、道路演化規律這五大基本規律。可以說,五四運動之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正是在這五大規律的作用下,實現了作為客體的思想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在精神上的有效聯結。但是,肯定這些規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中得到較為充分的把握與運用,也不能忽視在運用這些規律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與面臨的挑戰。從現實來看,一方面,這些規律產生的土壤是五四運動以及由此展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當時的社會狀況與今日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而,我們在運用這些規律的過程中,必須充分注意到時空條件轉換之下的具體運用,要基于新的實踐狀況對規律加以時代性把握,方能運用規律服務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當代實踐。另一方面,當我們思考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所面臨的挑戰之時,必須要從這些基本規律著手,不斷發現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以問題意識為導向,時下的社會中對馬克思主義存在著許多誤解與偏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錯誤觀點有:一是馬克思主義“教條說”“空洞說”,這種觀點撇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徹底性與深刻性,將馬克思主義流于表象與經驗層面,將馬克思主義簡單化乃至于膚淺化。二是馬克思主義“遠離生活說”“與自身無關說”,這種觀點撇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與生活性,制造馬克思主義遠離生活的假象,而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對現實生活的重大指導意義。三是馬克思主義“過時說”“無用說”,這種觀點撇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預見性與發展性,將馬克思主義視作一成不變的教條,而忽視了馬克思主義扎根中國實踐并不斷發展創新的事實。對此,要想有效地改變這些偏見與誤讀,傳播主體需要更好地把握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的基本規律,從思想、實踐、主體、文化、道路等多方面著手,進而傳播好全面、立體、真實的馬克思主義形象。

    在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必將肩負起更為艱巨的使命。在傳播主體正確認識、把握以及運用規律的基礎之上,中國實踐必將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走向現代化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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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 橋)

《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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