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國際 ISSN:1006-5199

國內刊號:11-3591/A

創刊時間:1995年

出刊周期:月刊

期刊開本:大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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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五四革命傳統 大力弘揚五四精神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崇富教授

本刊記者

 

李崇富,男,1943年生,湖北省鄂州市人。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學科”評審組成員,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專題研究首席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數十年來,在從事教學組織和科研管理工作的同時,主要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社會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教學和科學研究。著有《李崇富選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文選·李崇富集》《較量——關于社會主義歷史命運的戰略沉思》《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中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等多部論著,有譯著《論非生物界的反映》行世;主撰和主編《毛澤東人生價值理論研究》《現代哲學思維的智慧》《馬克思主義150年》《鄧小平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解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觀點研究》等論著20余部,合著《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時代》《認識發生論》《思維世界導論》等學術著作多部,并分別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術月刊》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和政論文章300余篇;其中,有多部(篇)獨著和合著作品,曾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多項獎。


今年是我國五四運動100周年。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積極影響下,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我國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代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20145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五四運動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拉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五四運動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歷史洪流中譜寫了一曲曲感天動地的青春樂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6-167頁。〗五四精神,沖破了舊中國陳腐的封建專制、迷信保守、崇洋媚外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的思想牢籠,逐步實現了思想文化境界的不斷提升和超越,從而促進了中國人民首先是進步知識分子、工人階級的覺醒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由此為建立中國共產黨準備了思想和干部條件。為了繼承五四革命傳統,大力弘揚五四精神,本刊記者就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的有關問題,對李崇富教授作了專訪。

一、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

▲(采訪者簡稱▲,下同):李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之際,就如何認識五四運動的政治性質、繼承五四革命傳統、弘揚五四精神等有關問題,想請您談談看法。可否首先從怎樣理解五四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政治實質談起?

●(被采訪者簡稱●,下同):好的。五四運動首先是一場政治運動,是以中國初步具有了馬克思主義學養的知識分子為領導骨干、以愛國的青年學生為先鋒、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的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的政治實質,首先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實質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于19181111日德國戰敗投降而結束后,協約國在191916月舉行的“巴黎和會”上,由于英、法、美、日、意等帝國主義列強的操縱和把持,巴黎和會竟喪盡天理地剝奪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的應有權益,反而把中國當作“戰敗國”對待、繼續侵害中國主權。這一倒行逆施,以及北洋政府的賣國立場和外交失敗,激起了中國人民無比義憤,從而爆發了驚天動地的政治怒吼。這是五四運動的直接起因。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都是對外侵略和掠奪,中華民國作為“一戰”的戰勝國也未能幸免。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一批發達國家紛紛從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發展到帝國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就加劇了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和對外侵略。當時美、德、日等幾個壟斷資本主義大國,雖都是殖民盛宴的遲到者,但都懷有重新瓜分世界、爭奪霸權的政治企圖。

19146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在到薩拉熱窩參加該國國慶之時,被當地一名青年人刺殺身亡后,奧匈帝國指責塞爾維亞是其后臺,遂于同年728日對塞爾維亞宣戰;8月,德國對俄國和法國宣戰。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為主的“同盟國”與以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美國為主的“協約國”兩大戰爭集團,終至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期間,發生過較大的陣線變動是,1915年,意大利因為領土要求得到了滿足,從而倒向“協約國”;俄國在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立即宣布退出“一戰”。

最為荒唐的是:日本于1914823日對德國宣戰后,不是出兵歐洲對德參戰,而是趁西方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又瞧準了早在86日已宣布為中立國——中國袁世凱政府的弱點,于是連招呼也不打,竟于912日,悍然出動2萬多日軍,在山東龍口登陸,橫掃萊州半島向前進擊。日軍對事后袁世凱政府被迫劃出的“軍事走廊”(即濰縣車站以東為“戰區”,其外仍為“中立區”)根本不予理睬。日軍在70多天軍事行動中,相繼攻占了濰縣、濟南、青島和膠濟鐵路及沿線等地。其名義是打擊膠東德軍,實質是侵略中國。于是日本不僅強占了此前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所有特權,而且擴大了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侵占,造成了當地民眾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在“一戰”初期,這是日本把“中立國”——中國視同“敵國”,公然違犯國際法,進行軍事侵略的嚴重事件。

然而,當北洋政府就此提出“抗議”之時,日方竟然野心膨脹、得隴望蜀,變本加厲地欺凌中國。19151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繞開了外交渠道,徑直向總統袁世凱遞交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其后,中日當局經過5個多月的交涉和談判,腐敗無能的袁世凱政府,實際接受了“二十一條”的多數條款,并于1915525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民四條約》。這就激起了許多愛國同胞的激烈抗爭。但由于在此前后,袁世凱及其御用文人在日本支持和封建余孽的鼓噪下,忙于準備“稱帝”,使得復辟“帝制”與維護“共和”之爭,沖淡了我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爭力度。從1916年元旦起,袁世凱改稱“洪憲元年”,只做了83天“皇帝”,就在全民聲討中、在蔡鍔將軍發起的“護國戰爭”中,被迫于322日取消“帝制”。由此,他惱怒憂懼交加,75天之后,就黯然病死。其后一段時間,雖有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相繼繼任或暫代總統,但在北洋政府中掌握軍政實權的是軍閥段祺瑞。

在日本和美國等“協約國”的勸說下,北洋政府先后于1917314日、814日,宣布對德、奧絕交和宣戰,中國加入了“協約國”;但美、日等國只同意中國為戰時提供后勤支持,不允許中國軍隊參戰。可是,段祺瑞卻以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部隊為借口,在1918年初向日本大量借款(主要用于他控制的“安福系”議員賄選和擴充其私人勢力),而作為交換條件,段祺瑞在同年9月間通過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方遞交了被迫應允日方在山東若干特權的換文。后來,這竟成為巴黎和會和日本無理拒絕中國代表團提出收回山東權益、維護中國主權的嚴正要求,反而卻在對德和約中明文規定: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全部轉交日本的借口。

巴黎和會以逆天、悖理、非法的政治操弄,以及強加于中國人民不堪忍受、而北洋政府打算認可的政治屈辱,迫使中國全民奮起,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抗爭。五四運動的這種政治實質,是非常明顯的。

▲:由此,是否也涉及我們如何看待中國作為協約國和戰勝國成員之一的實際貢獻和有利影響問題?

●:我認為,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待中國在爭取“一戰”勝利和結束中所做出的實際貢獻和有利的政治影響。這主要有三點:一是從中國對德、奧宣戰和加入協約國的動機來看,因為中國當時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經濟落后、軍事薄弱,所以參加“一戰”完全不像西方列強那樣是為了參與重新瓜分殖民地,而是“只求自保、不會損人”。

二是從政治和軍事上潛在的有利影響來看,盡管中國貧窮落后,但畢竟是一個人口眾多、國土廣袤、資源豐富的大國,中國加入協約國是非同小可的政治組合,會在政治心理、后備人力和自然資源上,使得該陣營的戰爭潛力大增。正因為如此,到19173月上中旬,協約國的幾乎所有大國,都勸說和支持中國加入己方;而且在“一戰”發生前后,德國也在籠絡中國,擔心中國倒向對方陣營,至少是想使中國中立,為此德方曾許諾,戰后德國將歸還在山東的權益。可見,戰爭雙方都很重視和爭取中國加入己方所會產生的在政治、軍事、心理上有利和潛在的影響。

三是從中國在戰爭中的實際貢獻來看,我國對爭取“一戰”勝利和結束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鑒于中國當時軍力不強,加上美、日等國出于自私的考慮,不贊成中國軍隊赴歐參戰的情況,中國正規軍確實沒有參戰。中國的主要貢獻是為協約國提供了大量的戰時后勤支持,這包括:中國在戰時,向協約國輸送了大量糧食,也為之制造和提供了少量軍械;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加入協約國前后,就從直隸、山東、江蘇等8省為協約國招募和選送了20余萬華工(都是2535歲的青壯年),除了途中犧牲者外,到達歐洲戰場,為協約國從事戰勤服務,編為“華工軍團”的,就有14萬多人。其中,96萬人配給英軍、37萬人由法軍使用,有1萬人被美國赴歐遠征軍“借用”。這些華工服從戰爭需要,從事挖戰壕、運彈藥、送軍糧、埋尸體、修路架橋等危險性的戰勤工作,很多人還被迫參加了戰斗。1919年秋,被遣返回到祖國的華工約有11萬人,除有近3000人戰后在法國定居成為華僑外,還有3萬多華工在“一戰”中犧牲或失蹤。此外,在“一戰”前期,北洋政府允許或默認沙俄在我國所公募和私募的數十萬華工中,約有10萬華工被派往前線為沙俄軍隊從事戰勤服務,其中被編入作戰部隊的約有5萬人;以至于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仍有3萬—4萬華工參加了紅軍,并投入了保衛俄國蘇維埃政權、鎮壓白匪叛亂的戰斗〖參見《華人華僑百科全書·歷史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年;另參見李志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時期赴俄華僑》,《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6年第5期。〗。

因此,巴黎和會否認中國對于“一戰”勝利和結束的貢獻,剝奪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的正當權利,反而在對德和約中偏袒和支持日本侵略中國,最終激起中國人民的義憤和抗爭。中國人民的抗爭顯然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的政治斗爭。

▲:我還想請您繼續深入談談五四運動本身的政治實質,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具體表現。

●:19195月初,巴黎和會竟置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說的“和議大綱”的基本精神——“各國人民權利平等,待遇毫無軒輊”于完全不顧,悍然拒絕了中國代表團以一個“戰勝國”的身份,在會上提出的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駐軍等7項要求和取消“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反而要在對德和約中明文規定:把戰前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全部轉交日本。而中國得到的,僅僅是德國歸還“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時被搶走的中國古代天文儀器而已。對如此屈辱性條款,北洋政府居然電示與會的中國代表團:準備在和約上簽字。

這消息傳回國內,一切愛國人士就坐不住了!在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李大釗和校長蔡元培等社會名流支持和指導下,廣大的愛國青年學生沖鋒到斗爭的前列。經過514日上午籌備,同時在北京大學、法政專門學校先后舉行了有本校學生或他校學生代表參加的3次抗議集會,決議致電巴黎專使,要求拒簽和約,議定于4日下午上街聚會和示威游行,以表達民意。

54日下午,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學生3000多人,沖破軍警阻撓,在天安門前聚會,隨后游行示威,打出標語和高喊:“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取消二十一條”“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接受“二十一條”時為外交次長)、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原駐日公使和向日方遞交換文的人)、在任駐日公使章宗祥三個親日官僚。當游行示威隊伍行進至東交民巷西口,因受使館區軍警阻攔,改而向曹汝霖住地趙家樓胡同進發。學生們沖進曹宅。當時曹汝霖躲開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被學生們一頓痛打。當學生們眼見曹家很奢華,于是激于義憤,火燒了“趙家樓”(曹宅)。總統徐世昌下令軍警,鎮壓學生運動,當場有32人被捕。北京和全國許多城市的學生,在斗爭中紛紛實現聯合。519日,北京有2萬多大中學生舉行總罷課,發布宣言,通電全國,抗議鎮壓,號召抗爭;隨后,他們紛紛上街,進行講演,散發傳單,發動“抵制日貨”等宣傳活動,爭取社會支持。

北京學生“五四”反帝愛國行動,立即得到了全國各界和社會輿論的同情、響應和支持。首先是天津、上海、長沙、武漢、南京、廣州、濟南、太原等城市學生紛紛上街游行示威,并罷課;隨即,國外留學生和華僑界也紛紛舉行愛國活動,聲援國內愛國學生運動。但在同時,反動當局也加緊了對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的無理取締和嚴厲鎮壓。63日,北京學生有170余人被捕;64日,又有700多學生被捕。北洋政府強化暴力鎮壓,反帝愛國學生運動曾一度出現低潮。

65日,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斗爭舞臺,這才是五四運動的轉折點,運動中心也從北京轉移到上海。56日,為聲援北京反帝愛國學生運動,上海多家棉紡廠和商務印書館等工廠有2萬多工人舉行罷工;79日,上海各行業罷工工人多達67萬人。隨后,北京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九江等城市工人,也紛紛罷工和游行,以支持京滬反帝愛國運動。上海工人大規模罷工,促使五四運動發展到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市民們積極開展“三罷”斗爭: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這種愛國和反帝斗爭波及全國22個省、150多座大中城市。

在全國人民特別是罷工工人的強大政治、經濟和輿論壓力下,北洋政府害怕和妥協了。191966日,當局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610日,北洋政府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務;612日,總理錢能訓及其內閣引咎辭職;至此“三罷”斗爭結束。617日,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國會未準)。628日,中國代表團沒有出席巴黎和會舉行的《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簽字儀式,也沒有在和約上簽字。這為在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中國和日本簽訂《中日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即部分地廢除“二十一條”和收回山東權益,提供了國際法的前提。五四運動獲得了初步勝利,這成為我國工人階級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二、五四運動得益于和促進了新文化運動

▲:我們要在尊重、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革命傳統的同時,還應該理解它在思想文化上的前因和后果,即要正確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請您在這方面深入談談。

●:這個新文化運動,要早于五四運動本身。如果沒有此前的新文化運動,可能爆發不了如此規模和影響的五四運動。四年前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是當時中國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它為五四運動提供了思想準備和輿論氛圍。

五四運動及其前后的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是陳獨秀。他是安徽人,晚清秀才,早年留學日本,參加過辛亥革命,1912年任安徽督軍府秘書長;辭職后在安徽和浙江教過書,還在安徽和上海辦過報,宣傳激進的民主主義。五四運動中,他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19611日,陳獨秀等人因在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說政府如不接受市民要求拒簽和約,則“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而于次日被捕入獄。至916日,陳獨秀被營救出獄后,被迫辭去北大教職,并躲避迫害,而回上海,繼續辦《新青年》等進步刊物,從事宣傳和革命活動。他與李大釗并稱“南陳北李”,都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

早在19159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從191691日第二卷一號起改為此名)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和標志。

毛主席曾指出:“五四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1頁。〖〗這個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新文化運動,是偉大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它破舊立新,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鳴鑼開道,具有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歷史功績。

五四新文化運動,絕不是偶然發生的。它是對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為篡奪革命成果、復辟“帝制”、維護北洋軍閥的專制統治服務,而大肆宣揚封建主義舊文化、舊道德之逆流的回擊;它打破了舊中國封建保守思想的“一潭死水”,是旨在宣傳改造舊中國,跟上時代潮流的思想號角。

大家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以后,很快就被大軍閥袁世凱竊取了“大總統”職務。此后,他更是野心膨脹,為著盡快復辟“帝制”,就豢養和鼓動一批御用文人,大造“尊孔讀經”“崇儒祭孔”聲勢,鼓吹封建禮教和封建專制。當時在北京和全國各地,一些封建遺老遺少,紛紛成立“籌安會”“孔教會”“尊孔會”“孔道會”等儒教組織,宣揚“三綱五常”,推動“君主立憲”,康有為甚至要立孔教為“國教”。袁氏稱帝前夕,在華美國人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等奇文,都公開反對“共和”,說中國適宜君主制,胡謅中國如無君主,就會“亡國”等謬論。

針對這種封建專制教條的回潮和逆流,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發刊詞《敬告青年》中,就開始提倡民主和科學精神,認為“儒學不適于現代生活”,是“社會進化的最大障礙”,說“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之下”,痛斥“忠孝節義”是“奴隸之道”,以抨擊封建禮教及其專制制度,倡導人權、進化論和個性解放。隨后,該刊發表了《青春》《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和《說“孝”》等一篇篇筆鋒犀利、倡導社會進步、除舊布新的文章,拉開了新文化運動序幕。

▲:人們常說,北京大學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它是如何發揮這種作用的?

●:研討新文化運動,的確繞不開北京大學。這要從一位開明的校長談起。191666日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總統的北洋政府,并沒有改變我國依舊是軍閥割據、封建買辦統治的落后國家的面貌。同年底,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提倡學術探討,支持新文化運動。北京大學除原有教授沈尹默、錢玄同等“新派”人士外,于1917年初,蔡元培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也隨之遷到北京。稍后,他又聘請李大釗、魯迅、胡適、劉半農、高一涵、徐悲鴻等“一班新人物”到北京大學任教。這些人大都加盟《新青年》(李大釗、胡適此前是其主要撰稿人)。19181月,《新青年》(第四卷一號)改版使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符號,還陸續發表了一些新詩和小說,由此帶動了“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革命”。191812月,他們又創辦了《每周評論》報。于是,北京大學就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心,《新青年》和《每周評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宣傳陣地。由此,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影響遍及全國。

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是“總司令”,李大釗、魯迅是“主將”,而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在提倡白話文、推動“文學革命”中,都發揮過較大作用。

1918515日,魯迅在《新青年》(第四卷五號)上發表了小說《狂人日記》。他借“狂人”之口,說道:“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這就一語中的,辛辣而深刻地揭示出儒家“仁義道德”的虛偽言詞和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我們且不說,“忠孝節義”“三綱五常”“仁義道德”等封建禮教,歷來是被封建地主階級及其君主的“家天下”用于維護封建剝削,鎮壓農民反抗,美化專制統治的精神工具,甚至是造成近代中國貧窮、落后和羸弱的文化根源;我們僅僅說,“三從四德”這種封建道德律令,包括女孩“纏足”、包辦婚姻和寡婦“守節”等清規戒律,在舊中國歷史上,究竟扼殺了多少人的青春和生命?只有天知道!因此,倡導婦女解放、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和婚姻自主,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功績。

封建文化的專制、愚昧、迷信、保守和落后,的確害苦了受其禁錮和束縛的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倡導思想解放和啟蒙,實行“文學革命”,的確是中華民族擺脫封建沉淪和西方列強欺凌,而走向新生和復興的開端。

▲:這不就是要請“德先生”和“賽先生”,來幫助中國“破局”嗎?

●:是的。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就是對“民主”和“科學”精神的形象說法。提倡民主和科學,是新文化運動高舉的兩面旗幟。它們作為封建思想的對立物,作為新文化運動初衷的概括,是出自陳獨秀。

1919115日,陳獨秀為了回應有些人對《新青年》和對新文化運動的責難,而在該刊(第六卷一號)上發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文中指出:“他們所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義),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

“這幾條罪案,本志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這樣率先高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的頑強意志和堅定決心,至今都令人敬佩!

當然,我們應當看到,鑒于這篇名為“答辯書”、而實際作為聲討封建專制思想的戰斗檄文,是對《新青年》自創刊以來,所提倡的辦刊精神及其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總結。所以,陳獨秀這里所推崇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基本上是屬于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范疇。當時所謂“民主”,按照陳獨秀本人的說法,就是指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識,是指“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所謂“科學”,“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廣義的是指社會科學”。后者主要包括當時盛行的美國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法國柏格森的生命進化論、英國羅素的新唯識主義等現代唯心主義學說體系。

馬克思主義傳入之前,在我國傳播這些被資產階級提倡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仍然是先進的、反對封建專制和封建禮教之陳腐意識的思想利器。因為,這些相對于封建的思想禁錮和舊道德的倫理束縛,當然是一種思想上的解放和啟蒙,從而有利于當時中國社會發展和進步。五四運動得益于新文化運動所傳揚的這種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從一定意義說,如果沒有先行的新文化運動,很可能就沒有五四運動,至少沒有五四運動那樣的社會規模和廣泛影響;同時,五四運動也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繼續發展和深化。

三、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

▲:人們常說“五四運動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繼續發展和深化”,請具體談談您的看法。

●:我認為,在五四運動之前,是新文化運動第一階段,是試圖在中國以“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作為奮斗目標的文化運動。而五四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向政治上的發展和提升,表現為一場徹底的、毫不妥協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因而它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繼續發展和深化,主要是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把文化發展引上新民主主義方向。

▲:我們知道,李大釗于1918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經濟學教授。他作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請您談談他的貢獻。

●:李大釗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我認為,他帶頭在中國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基于我國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和激化,勢必會引發社會革命的客觀需要,同時還有兩個促進因素:一個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革命的國際影響;另一個是五四運動推動我國新文化運動繼續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必然要求。因為,五四運動使我國先進分子深知:西方帝國主義大國對貧弱和落后的中國之聯合壓制和掠奪,堵死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因此,我國迫切需要以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革命真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使新文化運動繼續發展,以推進到為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服務的主流文化的新階段。

而當時中國,名為共和政體,實際仍處在封建軍閥割據和混戰、北洋政府腐敗無能和受制于西方列強的積貧積弱狀態。大為失望的中國先進分子,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新時代曙光。早在191810月,李大釗就在《新青年》(第五卷五號)上,發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的講演和論文,熱情介紹和高度評價了俄國十月革命。他認為,“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須知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是“只能順應”而“不可抗拒的潮流”。

1919年元旦,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第3號)上發表了論文《新紀元》,他認為:“一九一四年以來世界大戰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血”,“洗出來一個新紀元”,“這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這個新紀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同年56月,李大釗一邊積極支持和指導五四運動,一邊抓緊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并于5月、11月,在《新青年》(第六卷五、六號)上連載發表了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下)。他認定馬克思主義是“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而較為全面和扼要地介紹和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并指出:“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關于實際運動的手段,他也是主張除了訴于最后的階級競爭,沒有第二個再好的方法。”他還作為輪值主編,把《新青年》第六卷五號辦成“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李大釗在我國帶頭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并試圖使之中國化,從而教育和影響了一代先進青年,培養和造就了一批革命骨干。

▲:我記得列寧曾說過:“馬克思的學說直接為教育和組織現代社會的先進階級服務,指出這一階級的任務,并且證明現代制度由于經濟的發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這一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也就不足為奇了。”〖《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時,也會是這樣吧!

 ●:當然也是這樣。眾所周知,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后,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工業難以發展。由于西方大國忙于“一戰”,而放松了對外侵略,這期間我國民族工業(主要是輕工業)發展較快,工人隨之增多。至1919年前后,我國產業工人約有260萬,而且這個先進階級在五四運動中,已經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社會舞臺。近代中國,伴隨西方列強步步入侵和中外交往日漸增多,西學東漸,西方各種學說和思潮紛紛傳入我國。五四運動前后,在人文思潮中最盛行的,當然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及其官方哲學,如實證主義、實用主義、生命進化論等唯心主義學說;在左翼思潮方面,除了馬克思主義,還有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等學說和主張,都有不同程度的傳播和影響。

馬克思主義要在我國進步思想界中確立主導地位,除了要同封建守舊意識作斗爭以外,還要在同來自西方的各種學說和主張作對比、選擇和較量中,才能被中國進步思想界所認同、接受和運用。尤其是經過幾次大論戰,才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生命力。其一,從19197月至8月,發生在李大釗等人與胡適之間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是馬克思主義與實用主義的交鋒;其二,從192010月開始,由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等人與梁啟超、張東蓀等人進行了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是科學社會主義與英國羅素宣揚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之間的較量;其三,從19209月開始,陳獨秀、李達等人與區白聲、黃凌霜等人進行了關于“無政府主義”的論戰,這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無政府主義的主動批判,因為無政府主義思潮曾一度迷惑和誤導了大批進步青年;此外,還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所謂“科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批評和矯正;如此等等。鑒于時間所限,這里只能多說一點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以表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日益廣泛的傳播,是靠其真理性、革命性和實踐性,而得以勝出的。

當時,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列指導和參加斗爭,并在北京和各地由多種進步社團組織活動,在其前期,主要是由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所組成的統一戰線主持的。然而,隨著五四運動促進新文化運動的繼續發展和深化,這個統一戰線就開始發生分化和爭論,有些人露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面目。贊成或反對馬克思主義成為斗爭的焦點。

這個特點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最為突出和鮮明。1919720日,正當李大釗回到故鄉(河北樂亭縣五峰山)躲避北洋當局迫害之時,胡適在他主編的《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此文表面上主張少談所有的“主義”是個幌子,因為他本人不僅篤信和賣力推銷實用主義,而且幾乎與李大釗等人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之同時,他在191947月,請自己的老師——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來中國,到許多城市巡回“講學”,極力宣揚美國的實用主義、政治民主和世界主義,長達4月之久。胡適后來也承認:當時自己是對“高談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看不過,忍不住”,是為了教人不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才說談論主義“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他曲解“主義”的普遍性與其具體“問題”的特殊性之間的內在聯系,斷言“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了一個抽象名詞”。說什么“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么用處的”,“是很危險的”。他針對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所“談的是根本解決”,竟斷定:“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其理由是:“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顯然,胡適主要是反對在中國談馬克思主義,更害怕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動和組織群眾,進行革命斗爭,“根本解決”社會問題。他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說什么“中國應去趕緊解決”“當時人力車夫的生機問題”“賣淫和賣官”等“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當時身在京外的李大釗讀到此文,感到事關重大,立即致信胡適,回應和批駁,以正視聽。這就是發表在《每周評論》(同年817日第35號)上的《再論問題與主義》。文中指出:“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系。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就得“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即中國革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以發動群眾,爭取勝利,才有希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1919年第35號。〗他義正詞嚴地強調:“我總覺得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它,介紹它,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接著,李大釗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闡述了中國社會革命的“根本解決”與具體問題解決的辯證關聯。他指出:“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的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盡管胡適此后還寫出了“三論”“四論”等文章,繼續糾纏,李大釗等人也發文應對。不過,李大釗這篇論文,已經把“問題”與“主義”的關系,大體上都講清楚了。因為這篇文章理正辭嚴,已經駁倒了胡適在“問題”與“主義”上所散布的實用主義觀點,澄清了思想混亂,有力地闡明了在我國傳播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五四運動及其前后的新文化運動中,由李大釗、陳獨秀等革命先驅帶頭在中國人民中、特別是在先進青年中,熱情介紹和高度評價俄國十月革命,認真研究和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并引導北京和全國各地有志青年,自愿結成各種革命社團,經過五四運動和其他社會活動的鍛煉,進而開始到當地工人群眾中進行革命宣傳和工會組織活動。這在我國,開創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先河。正是偉大的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繼續發展和深化,使中國先進分子在接受、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改造舊中國的初步奮斗中,為中國共產黨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和干部條件。可以說,沒有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更沒有黨所領導的革命勝利和中國社會主義大業。

四、大力弘揚五四精神,服務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今年正好是五四運動100周年,請您談談我們如何繼承和弘揚五四精神,以便服務于全面深化改革,如期達成“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策源地——北京大學的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弘揚五四精神”、“讓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奪目的時代光芒”是“對五四運動的最好紀念”。他認為:“五四精神體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近代以來追求的先進價值觀。愛國、進步、民主、科學,都是我們今天依然應該堅守和踐行的核心價值,不僅廣大青年要堅守和踐行,全社會都要堅守和踐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7-168頁。

據我的學習和體悟,習近平同志把“五四精神”概括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這八個字,是非常準確和精辟的。因為這抓住了偉大的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革命運動的精神實質。在新時代,正當我國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際,本著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之目的,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弘揚五四精神”中,必須使其體現歷史繼承性和時代進步性的內在統一,才能“放射出更加奪目的時代光芒”。

具體一點說,我們講“愛國”,既要愛歷史上的中國,要愛五四運動開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剝削、統治和掠奪的中國,更要愛當今社會主義中國。我們講“進步”,既要肯定五四運動把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推進到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和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是進步;更要肯定今天在改革開放中,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并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是進步。我們講“民主”,既要承認陳獨秀當年倡言中國要請來“德先生”,想爭取以“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作為奮斗目標的資產階級民主,相對于當時社會條件而言,是正確的革命主張;更要承認這種民主一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革命,則因其“過時”而獲得了新的時代內容,即它已先后提升到了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我們講“科學”,既要認可陳獨秀當年倡言中國要請來“賽先生”,即主張以自然科學和西方社會科學,用以批判封建迷信及其舊禮教、舊道德對國人的束縛和禁錮,是必要的思想解放和啟蒙;更要認可中國人民對“科學”的理解必須與時俱進,其根據是自然科學日新月異的發展,以及新中國已達到的對社會的理性認知,必須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因為100年前曾在我國盛行過的美國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法國柏格森的“生命進化論”和英國羅素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等西方學說,在總體上是不科學的,理應有分析地對待。

所以,我們要立足于社會實踐,繼承和發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否定和揚棄封建糟粕,借鑒和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成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從您對“五四精神”用四個“既要……更要”的解讀中,在我們認同和擁護習近平同志對“五四精神”做出的科學概括的前提下,似乎還隱含著有些人在認識上尚有不同理解。

●:當然,這是有所指的。這主要是對于“德先生”和“賽先生”,即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及理念)和屬于其意識形態的“社會科學”而言的,有些人把它們視為永恒不變的“普世價值”。所以,有些人主張要原封不動地高舉“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接續五四運動,再搞“新啟蒙”。其實,由于中國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故而承擔不起領導中國民主革命達到勝利的歷史重任,所以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繼續發展和深化中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廣泛傳播,到中共建立,以及在工人階級和我們黨領導下,中國人民進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黨領導的農民戰爭為主要斗爭形式),并在革命戰爭勝利后,成立了新中國,進而在“一化三改”中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今正在改革開放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進程迄今的軌跡是:五四啟蒙—人民覺醒—救亡圖存—社會變革—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復興和崛起。

對于這種必然的、循序漸進的歷史性變革和發展,反倒被有些人顛倒和歪曲為,“救亡壓倒了啟蒙”,“中斷了啟蒙”,說五四精神因而“斷裂”。實際上,這種所謂“新啟蒙”,是妄圖“重啟”五四前期新文化運動所追求的西方“憲政”之“蒙”。顯然,這是在拾胡適和陳序經“全盤西化”的余唾,也是法學界有些人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中,竭力推銷西方多黨制“憲政”的緣由。近些年來,胡適在我國知識界和輿論界有些人眼中,尤其是社交網絡上,大紅大紫、幾近圣人;而對同共產黨人站一起的魯迅先生及其著作,并不看好、慢慢淡化;“民國范兒”很時髦,甚至為袁世凱等北洋軍閥鳴不平、唱贊歌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今年我們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的各種活動中,有一個端正態度、尊重歷史、服務現實、面向未來的問題,即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特別是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對五四精神,要理解正、把握準、弘揚好。

▲:我從您對五四運動的認識和五四精神的解讀中,受到不少啟示。謝謝您接受專訪! 

●:應該的。因為我們都是從五四運動,即從這場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中,受到激勵和教育而成長起來的一代學人,都有責任為繼承革命傳統,大力弘揚五四精神做點事。


(編輯:張建剛)

《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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